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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田蚡每次上朝奏事，奏着谈上大半天，他推荐人作官，有的位居二千石，把皇上的权利都夺了去（任命官吏是皇帝的权利），皇帝就对他说：“你任命完了没有？我也打算任命官吏。”田蚡曾请求把考工官署的土地拨给他以扩建私宅，武帝发怒：“你为什么不干脆要武库”从此之后田蚡才稍稍收敛。
由于丞相权位太重，威胁了皇权，皇帝很不放心，所以自武帝以后，章奏的拆读与审议，转归尚书台（令），从此之后，丞相、太尉虽然都是政权的负责人，但实际权利已向尚书台。丞相有过失，由尚书问状弹劾。
相对于秦朝，官员职能变化最大的当属御史大夫了，汉文帝时下诏：“制诏御史，其除肉刑。”从此，御史大夫成为全国最高的监察官。
西汉时的中央官制改革集中在汉武帝时期。这次改革始于与太皇太后对抗时期，是以政治斗争为目的的变革，是被史家称为“大一统”一揽子改革的一部分。汉武帝的改革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集权，突出了皇权，削弱了（丞）相权，把中央官员分为内外朝更加强了中央机构为皇帝服务的职能。至此之后，除前文所述哀帝，成帝对太尉和丞相的名称变更外，再无值得一谈之事。
西汉末年，王莽相继为大司马、尚书令，逐渐掌握了实权，后自立为帝，国号新。王莽不以国号“新”为理念，九卿的名字全以《尚书》的文章为准。大司农改为羲和，后更为纳言；大理改为作士；太常改为秩宗；大鸿胪改为典乐；少府改为共工；还有，“光禄勋”等改为六监。就连百官、宫室、郡县都换了名称。但这些仅仅都是“托古改字”而已，同“托古改制”是不一样的，换汤不换药。
东汉从刘秀称帝起到曹丕废掉献帝共197年，其中以光武、明、章三帝时期为短暂兴盛，而后东汉历经外戚、宦官之祸，少数民族叛乱到黄巾起义，到最后所谓三国诸侯割据时代，一直是内乱不已。所以东汉在前期基本继承西汉官制略有改革，而在中后期则因内乱的局面而逐步抬升了军事官职的地位，也有几人以文官而称雄于世。
光武帝即位时以大司马、大司徒、大司空为三公，27年后才改大司马为太尉，并把大司徒，大司空的“大”字去掉，称司徒，司空。司空的职能已经从往日的监察“改行”去管“营城起邑，浚沟洫、修坟防之事”。[10]
东汉光武帝在对皇权的加强上，比起西汉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光武帝亲政时，扩大尚书台的权利，职无不统。《通考 职官考》云：“至后汉，则（尚书）为优重，出纳王命，敷奏万机，盖政令之所由宣，选举之所由定，罪赏之所由正，斯乃文昌天府，众务渊薮，内外所折衷，远近所禀仰。”
三公被架空，只有议事功能，没有实际权利，以后尚书台成为东汉时期的决策机构，国家中央权利全部集中在皇帝的宫廷办公厅内，且三公往往因小事而被辞退，三公地位逐步降低。最明显的就是（大）司徒，相当于西汉时期的丞相，再也没有西汉时期当皇帝上宾的好运气。如韩歆为司徒，因好直言，无所隐讳，光武帝不能容忍，把他免官，遣归乡里，并下诏责之。韩歆惶恐不安，与其子婴皆自杀。其后欧阳歙、戴涉为大司徒，皆以罪下狱死。
东汉时期太傅拜为上公。光武帝以卓茂为太傅，封褒德侯，食邑二千户，赐几杖车马。此后，每当新皇帝即位，辄置太傅录尚书事，总揽朝政。黄巾之乱后，董卓以太师自封，位在太傅之上。这些官位均不常设，历任太傅录尚书事都在死后被除其官名。
东汉沿西汉旧制，同置九卿。其所职掌，也与西汉略同，只是机构的裁并，属官的精简，有异于前。此外，东汉的九卿，分别隶属于三公。太常、光禄勋、卫尉三卿，为太尉所领；太仆、廷尉、大鸿胪三卿，为司徒所领；宗正、大司农、少府三卿，为司空所领。抛开现实意义不说，仅从官制的创新上来看，这是一项创新。它削弱了司徒的职权，三公各行使一部分国家权利，使官制更加合理。但从权利的角度上来看，司徒所领太仆、大鸿胪均是虚官。太仆服侍皇帝，没有参与国家政事的权利。大鸿胪执掌少数民族及外交事务，这对一个自称天朝的国家来说，除了在某些施威仪时可利用外，其他时候无足轻重。仅仅留下一个管人头的廷尉还有点文字上的地位。
东汉自汉光武帝以来就战事频繁，所以除三公、九卿、尚书台以外，东汉又有各级将军，也是中央要员。有大将军，其次骠骑将军、车骑将军、次卫将军，又有前后左右将军。其中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，骠骑将军、车骑将军、卫将军在三公之下。前、后、左、右将军，位在上卿之下，不常置。东汉中期以后，太后临朝称制，外戚执政，常假借兵权以自重。于是，大将军便成为中央的主要官员了，并与太傅三公合称为五府。
东汉末